欧洲地区部总裁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徐平办公室。
被告知徐总在开会后，又转到了对应的协调部门：
“新的轮值制度下，我们与欧洲本土大T（电信运营商）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审批权限是在常董会还是战略委员会？
我们需要提前做好预案，这些客户的决策周期很长，不能因为我们的内部流程变化而影响签约。”
北美代表处的负责人则更加焦虑，他的信息充满了危机感：
“在这个敏感时期，任何治理结构的变动都可能被西方媒体和政客恶意解读为‘内部控制不稳’或‘为应对制裁做准备’。
总部必须提供一套滴水不漏的统一说辞和应对预案，我们需要立刻对关键客户和合作伙伴进行预沟通，不能等到公告发布！”
东南亚、拉美、非洲等地区的负责人，反应相对平和，但也在积极评估影响。
他们在内部会议上讨论：
“新的轮值董事长中，谁更重视新兴市场？
我们的资源申请报告是否需要调整侧重点以适应新的决策层偏好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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