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，针对甄家戴罪之身，私匿家银之事，三法司可以依刑律，但必须符合皇帝的预想和利益。
大理寺卿韦观繇说道：“圣上，甄应嘉在革职查办期间，不待朝廷有司依律判定，阴私藏匿家财。
此乃枉顾国法之行，必须予以惩戒。
原本圣上顾念甄家祖上之功，及甄老太妃遗泽，下旨查抄甄家七成家产，已对其家格外宽宥。
然甄应嘉不知感恩，再行狂悖之举，臣以为应对其加刑处置，查抄其全部家产，以为惩戒。”
韦观繇是中正严明之人，稽案断凶才是大理寺主责，他自然会不遗余力，但对判刑定罪一向偏于中庸。
虽然作为嘉昭帝的近臣，他知晓皇帝对甄家之案的深远筹谋。
但从大理寺稽案定凶出发，甄家之罪在于甄世文私造火枪，甄应嘉并没有参与其中。
甄应嘉作为甄家家主，甄世文的父亲，有治家无德、教养无方之罪，罢官抄家已足够予以惩戒。
至于他私藏家财，所为有悖律法，但并不算死罪，加重惩戒即可。
他作为大理寺首官，如果动辄刑罚于人生死，有失三法司首衙体统，那和推事院还有何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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