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何止，食堂阿姨说，最近深夜送餐到EDA楼层的订单量翻了好几倍，全是咖啡和红牛。”
“唉，我老公在供应链那边，天天打电话协调国产替代元器件，嗓子都哑了，说以前打个电话就能搞定的进口芯片，现在流程复杂得让人头皮发麻。”
“这制裁...真够狠的。咱们以后那些高级服务器和存储，芯片是不是供应不上了？”
“谁知道呢...感觉公司这次是真遇到大麻烦了...”
同事们压低的议论声里，有愤慨，有担忧，但也有一种“习惯了”的麻木和“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”的乐观。
大多数人，包括唐锦弦自己，虽然明白制裁是件大事，感到愤怒和不平。
但具体到自身工作，似乎除了流程变得更繁琐、加班更多了些，暂时并未感受到那种所谓“生死存亡”的切肤之痛。
大家依旧抱怨食堂的菜品，讨论着蓉城新开的网红店，计划着周末去哪玩。
制裁之于许多普通员工，更像是一条条刷屏的新闻标题，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集体情绪，而非一把悬在每个人头顶清晰可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唐锦弦起初也和大家一样，主要是情绪上的共鸣。
直到那天晚上。
钟耀祖又一次接近凌晨一点才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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